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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斋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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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斋艺话

  ● 在传统诗歌创作方法中,借字、借音、借色、借意、借句(又称截句)等统属“借法”。例如杜甫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后来金代元好问借句,得“玉垒浮云变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依山筑阁,也自成气势。又元好问先有“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清代周锡恩哭其表兄,改字借句,得“游侠何人为子传(读去声,传记),交情无我与君深”,倾情持重,纵借用前人名句,读者不以为轻浮,反而弥觉深沉,也是善借。

  ● 书画评论家素有“文人书画钤印纷杂”的议论。其实,文人书画多钤印,有“钤印满笺如落花”的毛病,也须作点具体分析。只要是真正崇尚清雅的文人,写字画画,重在表述文学情趣,未必花费心思去搞那些诱人眼珠的噱头,甘冒乱印伤眼的风险。如果是收藏者的添饰或把戏(例如欲显示经手过目、祖赐家藏的“传承有绪”等),当不能责怪书画作者本人。壬寅(1962)年笔者曾有幸聆听过沈从文先生教诲,当时大家正好谈到喜欢“钤印满笺如落花”的乾隆皇帝,沈先生的观点是“说‘落花’,不太准确。依我看,钤印倒有些像在女人脸上点美人痣。点一下,可能有人会认为美人痣很美。如果点得满脸都是,绝对是丑。”

  书画家借诗题画作跋,所谓“借花献佛”者,应属此类。

  当今文人汪曾琪先生作书画,就不乱钤闲章。书房案头常备“人书俱老”和“岭上多白云”等朱文闲章,有时取出一二,在刚画好的画上比试比试,想想又放下不用,自个儿一乐。问何故,答曰:“我一向反对‘插队’,图章也随我。不合适,决不乱插,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汪先生是高邮人,他说的“插队”,即排队不按先后顺序的强行插入,北方人叫“加塞儿”。书画闲章本作点缀,如果印语精警又钤印位置恰当,可收崭然点醒之妙。倘若钤盖不到位,横盖竖插,満幅落花,效果适得其反,亦是添乱。汪先生不乱钤印,取决于他崇尚清雅朴素的审美眼光,足见其高明。

  画家丰子恺先生题画很喜欢借用古贤诗句。笔者中学时代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书店见过印有丰先生风情画作品的画集,其中有一幅,因为恰好跟不久前见外公与友人灯下对饮的情景非常吻合,印象颇深。画的右端,丰先生用行书题“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但没有注明是何人诗句,笔者抄入小本本时,还顺便写了“丰子恺先生诗句”。后来,读到王安石的《示长安君》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方知丰先生借诗题画。至于丰先生如何将原诗的“笑语”书作“语笑”,是笔误还是有意颠倒,就无从请教了。

  大约是壬申(1992)年初,《中国作家》拟发作家书画,选刊了汪曾祺先生一幅画,邀请他写几句有关“作家画”的话。汪先生写了一首五言古风:“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此诗配画,真挚如同老友对面话语,亲切动人。诗结尾有两句借用了南朝齐梁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先生一向对这位才学富赡,不媚权贵并耻与丑俗同流的学者由衷佩服,特别喜爱这首小诗,常用的朱文闲章“岭上多白云”印语即出于此。他说“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画,也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

  因为当时上海经常停电,画中那盏高脚灯台,那心急火不济的小煤球炉子,那窗口上蹲着的懒猫,都是里弄石库门人家时常得见的情景。这幅画线条简洁,人物生动,加上王安石那两句诗的点醒,草草杯盘,老友相聚,昏昏灯火,笑语平生,生活气息极浓,一看即生亲近之感,真过目难忘。

  丙子(1996)年冬,汪先生曾以行草横幅书七十二岁所作《岁交春》七律,引首即钤着“岭上多白云”。笔者请教“何以在古稀感怀的吟墨上选用此印”,先生答曰“休得小看这五个字,个中大有清气清骨”。

  题画诗,借题还是自作,有时并不太重要,关键是否切中画意,能否增补情趣。借得精彩,亦是白纸青天,任随自家造化的事,大约有几分通达,便有几分自在。

  中国书画的“诗书画印”的合作,一向都被视为传统书画创作成熟或者达到某个水平高度的标志。这一点,尤为近现代很多书画家和画论家所看重。对用印多少的议论,只听说“惜墨如金”,好像未闻有“惜印不钤”的主张。依笔者寡见,丰子恺先生比汪先生更加惜印,甚至很多得意的画都不钤印,

  李可染先生画过一幅《苦吟图》,画端大字题诗曰:“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后小字跋语,略作说明,曰“余性愚钝,不识机巧,生平尊崇先贤苦学精神,因作此图自勉”。

  据笔者多年的观赏,丰先生的设色画大都用印,而且仅限一二;黑白画基本上不用印。设色画的落款时见用“丰子恺”、“丰氏”等名章,压脚用“缘缘堂”,但多数情况下只选用一二。三印同幅的,非常罕见,绝对没有“幅满落花”的毛病。他创作的数百幅黑白画都不用印,有的甚至都不落名款,只用毛笔签署“TK”代名,例如为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朱自清的《儿女》以及俞平伯的《忆》(儿童诗集)等所作的插图,皆如此处理。最有意思的是仿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诗意所作的《菱花潭水深千尺》,未落名款“子恺”,只在右下角钤一白文小印“丰氏”压脚,画题下画了一方朱文小印“TK”。

  苦吟,纯属诗人自找苦吃,这种连神鬼都闻之却步,作之发愁的事,对励志发愤又欲取成功的读书人来说,苦吟苦读,却是毕生心甘情愿的炼狱。大约可染老以为诗句尚不能倾尽心意,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又在画题《苦吟图》三字左侧加钤了一方白文闲章“神鬼愁”。

  行文至此,必须声明,笔者从来没有因为喜好丰先生的书画,而生否定“诗书画印”美好合作的心思。只是每次有机会观赏丰先生书画作品时,常常想起作家巴金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赞过他(丰子恺先生)的善良和纯朴”(见巴金《怀念丰先生》),会觉得“善良和纯朴”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书画家终生不泯的童心和书画创作的风格,甚至左右到他与众不同的钤印,那种无形而潜在的人格力量应该是十分真实而非同寻常的。人生不易,丰先生在十年浩劫中的煎熬,留在了他的书画里。我们能从这些书画中读出很多。如果能将善良和纯朴保留一生,就像丰先生和汪先生那样,真实地活过一生,无论遭遇何种苦难,都能微笑地面对,岂止太过不易。

  此幅,画得精彩,很多品赏文章都有提及,只是不清楚画端那四句诗的作者是谁,或谓可老自作,实属误会。

  如果钤印真地可以比作美人痣的话,总以“点到为止”上选。少少许胜多多许,符合简约精巧的古典艺术美的原则,聪明的书画家的选择应该是无限自由的。

  此事既关系著作者,也关系读者究悉,有必要检询明白。按画端那四句诗,乃可老借诗而题,确非可老自作。前两句,“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借自唐代孟郊(751-814)。后两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借自比孟郊稍晚一些的贾岛(779-843)。二人俱以苦吟昭著诗史,北宋苏东坡曾有“郊寒岛瘦”之评。可老生平尊崇先贤苦学精神,故作此图聊以自勉。二诗巧借一处,诗画相配,形象生动,远胜一篇夫子自道。

  (1997年1月)

  灯下翻读书报,又看到评介可染先生大作《苦吟图》的文章,转而思及孟郊贾岛二诗,认为二诗之巧会,应非偶然。印象中,明代都穆的《南濠诗话》谈及“世人作诗(素)以敏捷为奇,以连篇累册为富,(实)非知诗者”时,曾经将孟郊贾岛二诗摘录一处,说明“未有苦吟而无好诗者(没有下功夫作诗还得不到好诗的人)”。因为二诗又碰巧都押“尤韵”,后来的读者如果不深知孟贾二人诗,极容易将都穆摘录出来的这四句诗视作一首,误传误用越广,越难理清来路。

  ● 题画,素有“借题”一法。譬如画家画了数枝墨梅,援笔题诗,一时无有佳句,忽然想起元代王冕的《墨梅》,诗曰“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觉着恰合心意,遂题之于画隅,这就是“借题”。

  好读书,无需骛多,但求深解;读画呢?

  “借题”,比较常见。题画的诗文未必己出,借用无妨,但须切题惬意就好。依笔者读闻所见,借题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2003年11月)

  最为常见的是据某家现成的诗句作画,画毕,题写借用的诗句,落款顺带标明“仿老杜诗意”、“画得乐天诗趣”等。清代画家柳堉的《唐诗画山水十六幅图册》(现藏故宫博物院),每开皆录有唐诗两句,应属于此类。也有借题之余,未标明何人诗作,难免让读者猜疑误会。丰子恺先生曾作一乡间鞭牛春耕图,题曰“卖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此本宋代姚嗣宗《题闽中驿舍》的“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随手借来,改去首字,表白画者期望和平的心愿,倒也自开方便之门。只是画上没有标明是何人的诗作,读者如果不熟悉宋诗,或误以为画者自作,寻寻觅觅,猜来猜去,也很费时日。

  ● 历代入朝匍拜紫墀的臣僚号称百官之众,加之放外驻边候缺等,一朝大小官吏计有数千,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好官清官者,毕竟还是少数。百姓说“武不滥杀,文不乱弹,收受小钱物的,都算好官”,标准着实不高。

  另一类是画作完成后,觉着某家现成的诗句恰合自家的画意,手到擒来,就便一用,通常附小款予以说明即可。例如画长江山水,借题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又款书小跋“笔下偶得青莲诗趣,录之纪胜”;画桃红枝上画眉鸟,借题欧阳修《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又附款书小跋“借题画眉,不知欧公以为然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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